帝國防線的內爆：從羅馬晚期改革、財政軍政演變與社會撕裂看哥德人之崛起

內容版本：1.1最近更新：2026-09-04

Battle of Adrianople — 西元378年阿德里安堡戰役示意圖：哥德人重騎兵發動猛烈衝鋒，徹底撕裂了羅馬帝國主力野戰軍的步兵防線，此戰被視為羅馬軍事史上最慘烈的敗仗之一。

羅馬帝國中後期的軍事演變，常被近代啟蒙史家簡化為一幅外來野蠻部落入侵、古典文明終至瓦解的單向悲劇圖景^[1]。然而，當代晚期古代史與軍事史研究顯示，所謂的「軍隊蠻族化」（Barbarization of the Roman military）本質上並非單純的外部武力征服，而是羅馬帝國在面對多重邊疆危機時，為最大化國家資源動員、維持漫長防線安全而主動推動的體制性調適與結構重組過程^{[1, 7]}。這一演變橫跨兩個多世紀，其深層矛盾在於：羅馬政府試圖通過吸納日耳曼等外族人力資源來彌補本土兵源萎縮與財政枯竭的雙重赤字，卻在無意中重構了帝國的軍政權力版圖，並在帝國內部催生出一個與古典羅馬文官社會嚴重撕裂、最終反噬帝國中樞威權的軍事精英階層^{[2, 3]}。

早期脈絡與軍制質變：從公民兵制到軍事僱傭化

在羅馬帝國前期的元首制（Principate）時代，羅馬軍事機器的運作高度依賴一套界線嚴密的雙軌徵募與身份整合系統^[4]。羅馬公民組成主力重裝軍團（Legiones），而無公民權的行省自由民（Peregrini）則加入輔助兵團（Auxilia）^[4]。這套制度的核心在於「軍事服務與政治身份」的制度化交換：行省居民在輔助兵團服役滿二十五年退役後，可獲得象徵羅馬法律保障與社會階層躍升的羅馬公民權，並透過帝國官方頒發的青銅折疊式「軍事外交證書」（Diploma militare）正式確立其本人及子嗣的合法公民身份^[4]。這種漸進式的吸納機制不僅穩固了萊茵河與多瑙河防線的防禦，更成為羅馬同化外圍行省精英、擴大統治認同基礎的高效政治引擎^{[1, 4]}。

然而，這一運作良好的制度在西元三世紀初遭遇了結構性的法規震盪^[3]。西元 212 年，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頒布了著名的《安東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將羅馬公民權普遍授予帝國境內全體自由民^[3]。這項出於擴大繼承稅與人頭稅稅基動機的財政法令，在客觀上瓦解了延續兩個世紀的軍事同化鏈條^{[1, 3]}。當公民權成為無差別的普惠待遇，不再是艱苦服役二十五年的特權回報時，行省居民自願加入條件嚴苛之輔助兵團的動力便急遽衰退^{[3, 4]}。與此同時，義大利本土與富庶行省的公民普遍藉由各種法律漏洞規避遠程野戰服役，使正規軍團的兵源募集陷入長期結構性困境^[4]。

為了填補漫長邊境的兵力缺口，羅馬帝國逐漸拋棄以往以個體為單位的同化募兵模式，轉而向邊境周邊的蠻族部落推行整建制招募與集體受僱模式^{[1, 2]}。這項轉變在「三世紀危機」的頻繁內戰與外患中被體制化，皇帝塞維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以降的諸位統治者開始大量引進哥德人、阿蘭人與東方騎兵充實野戰主力^{[2, 3]}。至四世紀時，羅馬軍隊中的外族血統官兵比例已攀升至歷史最高點^{[1, 4]}。

軍制維度	元首制時期（一至二世紀）	晚期帝國時期（四至五世紀）
兵源組成	羅馬公民（正規軍團）與行省非公民（輔助兵團）^[4]	世襲徵兵平民與大量整建制外族同盟者（Foederati）^{[1, 4]}
同化機制	透過 25 年服役獲得公民權與「軍事外交證書」^[4]	普遍公民權淡化同化動機，外族保留其原有社會與部落結構^{[3, 7]}
指揮架構	元老與騎士階級任軍官，高度中央集權指揮鏈^[4]	部落首領直接統率部族軍，外族大將逐步執掌帝國統帥大權^{[1, 2]}
戰術特點	重步兵陣型協同、標準化裝備與高標準營壘築城^[4]	戰術多元化，騎兵與輕裝投射部隊比例顯著提升，裝備區域化^[4]

帝國財政赤字與募兵體制的崩遷

軍事僱傭化與蠻族化的深化，與晚期羅馬帝國的財政結構危機及軍政改制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聯繫^[4]。在塞維魯王朝時期，為了鞏固軍隊對皇權的效忠，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大幅調升了軍人基本年薪；其子卡拉卡拉更進一步大幅提高賞賜與薪餉，給帝國國庫造成難以逆轉的剛性支出負擔^{[3, 4]}。及至戴克里先（Diocletian）與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推行「君主制」（Dominate）全面改制時，帝國為抵禦多線邊疆威脅，將常備軍隊總規模擴充至四十萬至六十萬人，使整個國家機器實質上演變為一套圍繞軍需後勤運轉的巨型租稅徵納體系^{[4, 5]}。

在行政與軍事架構上，戴克里先推行徹底的文武分治，在邊境設立專門的軍事長官（Dux limitis）統轄防務，剝奪行省民政長官（Praeses）的軍權以遏制軍事政變^[4]。君士坦丁一世則進一步建立軍隊雙軌分流架構：駐紮邊境防線的固定邊防軍（Limitanei）與部署於戰略腹地的精銳移動野戰軍（Comitatenses / Palatini），並設立步兵統帥（Magister Peditum）與騎兵統帥（Magister Equitum）直屬中樞管轄^[4]。然而，這套看似嚴整的防禦體系在維繫成本上遠超帝國農業經濟的承載上限^{[4, 5]}。

為了維持兵員配額，帝國政府制定了嚴苛的強制世襲兵役負擔法，要求大土地所有者（Possessores）依照其地產規模按期提供依附農民入伍^{[4, 10]}。然而，大地主不願損失寶貴的莊園農業勞動力，往往交出老弱病殘應付差事，甚至引發民間以自斷拇指（Murcus）規避兵役的逃避風潮^{[4, 10]}。在此困境下，替代實物徵兵的「兵役代金稅」（Aurum tironicum）應運而生——地主得以繳納等值黃金以豁免提供壯丁的義務，由朝廷統籌在勞動力市場上採購志願新兵^{[4, 10]}。

對財政困窘的帝國決策層而言，花費漫長的時間與後勤成本去徵集、訓練缺乏作戰意願的本國佃農，遠不如直接動用「兵役代金稅」所收納的黃金，在邊境外僱傭現成、善戰且具備自身武裝的日耳曼與哥德部族^{[1, 4]}。這種國防外包與「防務僱傭化」的操作，雖在短期內補足了邊境兵力缺口，卻在體制與財政上使帝國對外族軍事集團產生了致命的依賴路徑^{[1, 7]}。

哥德人的歷史宿怨與生存抉擇

在羅馬帝國的多瑙河邊疆史中，哥德人（Goths）逐漸演變為規模最大、政治組織最成熟的外族實體^{[2, 3]}。西元三世紀中葉，哥德部族聯盟頻繁南渡多瑙河劫掠巴爾幹行省，更於西元 251 年阿伯里圖斯戰役（Battle of Abritus）中全殲羅馬軍團並陣斬皇帝德西烏斯（Decius），給羅馬文明社會帶來深重的心理震撼^[3]。然而，進入四世紀後半葉後，來自歐亞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匈人（Huns）如狂風驟雨般向西擴張，徹底摧毀了東歐與黑海北岸原有的地緣政治生態^{[1, 2]}。匈人擊潰並臣服了東方的葛魯圖吉人（Greuthungi），隨即向西強烈擠壓特爾文吉人（Thervingi）的傳統領地^{[1, 2]}。

面對滅頂之災，哥德部族聯盟內部爆發了劇烈的政治路線與宗教信仰分裂^{[2, 5]}。傳統保守派領袖阿薩納里克（Athanaric，時任特爾文吉最高裁判官 iudex）堅持恪守日耳曼多神教信仰與獨立立場，將羅馬帝國視為顛覆部族傳統的敵對勢力，並在 369 至 372 年間對境內基督徒實施殘酷清洗^{[2, 5]}。與之相對，親羅馬派首領弗里蒂根（Fritigern）則主張與羅馬帝國結盟以尋求地緣庇護，兩派因而爆發了慘烈的哥德部族內戰^{[2, 5]}。

哥德人的基督教化進程，與被譽為「哥德使徒」的烏爾菲拉（Ulfilas，約 311–383 年）密不可分^{[2, 5]}。烏爾菲拉兼具卡帕多奇亞希臘裔與哥德血統，他創製了哥德文字字母，並將《聖經》翻譯為哥德語^[2]。古代教會史家菲洛斯托爾吉烏斯（Philostorgius, Hist. Eccl. 2.5）曾記載一則著名傳聞，稱烏爾菲拉在翻譯時特意略去了《舊約·列王紀》，擔憂其中連綿的征戰情節會進一步刺激哥德人原本尚武的血性；儘管現代文獻考證顯示現存哥德語手抄本（如《銀色法典》）主要保留了福音書與書信，難以完全證實這一傳奇細節，但烏爾菲拉所傳播的阿里烏派（Arianism）神學教義在客觀上對哥德社會產生了決定性影響^{[2, 5]}。阿里烏派強調「聖子受造於聖父、從屬於聖父」的階梯式神格架構，意外地契合了日耳曼部族社會等級森嚴的首領從屬體系^[2]。然而，當這群皈依阿里烏派的哥德部族集體遷入奉《尼西亞信經》為正統的羅馬帝國腹地時，教義上的鴻溝旋即轉化為深刻的社會排斥與族群政治隔閡^{[1, 5]}。

衝突爆發與軍政條約的瓦解：從多瑙河到阿德里安堡

西元 376 年夏，在匈人無可阻擋的軍事推進下，弗里蒂根率領特爾文吉部族攜老扶幼湧抵多瑙河北岸，向東羅馬皇帝瓦倫斯（Valens）呈遞請願，請求以提供兵源為條件集體遷入帝國境內尋求庇護^{[1, 6]}。當時正於安提阿籌劃對薩珊波斯戰事的瓦倫斯，出於迅速獲取優質步兵兵源與增加行省農業稅收的實用主義考量，正式批准了哥德人的渡河請求^{[5, 6]}。

然而，這場原本旨在受控安置的人口遷移，在基層官僚系統的貪婪與瀆職下迅速演化為人道災難與安全浩劫^{[1, 6]}。負責多瑙河防線安置與後勤的色雷斯軍事伯爵盧皮齊努斯（Lupicinus）與行政長官馬克西穆斯（Maximus），扣留了中央撥付的救濟糧食，在難民營中大肆進行暴利盤剝，強迫飢寒交迫的哥德人以高價購買死狗肉，甚至迫使其販賣貴族子嗣為奴以換取口糧^{[1, 6]}。

危機在西元 376 年底的馬爾恰諾波利斯（Marcianople）宴會上徹底引爆^{[1, 6]}。盧皮齊努斯企圖在宴席間設伏暗殺弗里蒂根與阿拉維烏斯（Alavivus）等哥德首領；暗殺陰謀敗露後，弗里蒂根脫險返回營地，悲憤的哥德難民隨即武裝揭竿而起，擊潰了盧皮齊努斯麾下的地方守軍，戰爭迅速蔓延至整個色雷斯與巴爾幹腹地^{[1, 6]}。

西元 378 年 8 月 9 日，瓦倫斯皇帝在未等待西羅馬共治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西方援軍合流的情況下，盲目聽信錯誤偵察情報，率領東部野戰軍主力與弗里蒂根統率的哥德大軍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展開決戰^{[1, 6]}。在酷熱與飢渴的夾擊下，羅馬重裝步兵陣列遭到了由阿拉修斯（Alatheus）與薩弗拉克斯（Saphrax）率領歸隊的葛魯圖吉與阿蘭重裝騎兵的毀滅性側翼打擊^{[1, 6]}。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31.13.18）沉痛記錄道，東羅馬帝國精銳野戰軍約有三分之二在此役中陣亡或潰散，瓦倫斯皇帝本人亦戰死沙場，整個巴爾幹帝國防禦體系面臨全面瓦解^{[1, 6]}。

歷史時期 / 皇帝	關鍵法規與條約	涉及之哥德領袖與群體	政策核心與歷史影響
卡拉卡拉 (r. 211–217)	《安東尼努斯敕令》（西元 212 年）^[3]	邊境行省全體自由民與早期零星移入之外族	普遍授予羅馬公民權，使輔助兵募兵機制崩解，間接開啟大規模整建制僱傭外族之路^{[1, 3]}。
瓦倫斯 (r. 364–378)	多瑙河集體內徙許可（西元 376 年）^{[5, 6]}	弗里蒂根（Fritigern）率領之特爾文吉哥德人^{[1, 6]}	准許外族保留武裝與部落架構集體入境避難，因基層極度腐敗與暗殺陰謀引爆全面起義^{[1, 6]}。
瓦倫提尼安一世與瓦倫斯 (r. 364–375 / 364–378)	《狄奧多西法典》通婚與貿易禁令（西元 370 年代）^{[9, 10]}	移入帝國內服役之同盟士兵與行省羅馬平民	頒布 CTh 3.14.1 嚴禁羅馬人與蠻族士兵通婚，並嚴禁向外族地區出口戰略物資^{[9, 10]}。
狄奧多西一世 (r. 379–395)	《哥德同盟條約》（西元 382 年 10 月 3 日）^{[1, 2]}	阿薩納里克（381 年病逝）；弗里蒂根與哥德各部同盟	允許哥德人以自治同盟者（Foederati）身份定居色雷斯，免稅並自領其軍，開創「國中之國」模式^{[1, 7]}。
阿卡狄烏斯與霍諾留 (r. 395–408 / 395–423)	《羅馬城蠻族服飾禁令》（西元 397–416 年）^{[9, 10]}	首都與宮廷服役之蠻族將領、軍官及士兵	頒布 CTh 14.10.2 至 14.10.4 嚴禁在羅馬城內穿長褲、長靴與蓄長髮，展現強烈的文化自衛焦慮^[9]。

狄奧多西一世的懷柔與割裂：西元382年條約與同盟者的制度化

阿德里安堡戰役慘敗後，臨危受命接掌東部皇位的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面對的是一個軍隊精銳喪盡、財政瀕臨崩潰的殘局^{[1, 2]}。為重建防線，狄奧多西採取了強硬的徵兵令，強行徵召佃農、礦工入伍，並對自殘逃役者課以重刑，同時借助西方皇帝格拉提安調派軍隊協防^{[1, 5]}。然而，倉促組建的新軍在實戰中始終無法在野戰中徹底殲滅轉戰於巴爾幹的哥德聯軍^{[1, 7]}。

在軍事難以取得壓倒性勝利的膠著態勢下，狄奧多西轉向務實的外交妥協與政治統戰^{[1, 2]}。西元 381 年 1 月，他親自於君士坦丁堡以極高規格禮遇流亡來歸的哥德保守派老領袖阿薩納里克，並在其病逝後破例為其舉行隆重的帝國國葬，顯著分化並緩和了哥德部族的敵意^{[2, 7]}。

西元 382 年 10 月 3 日，狄奧多西一世與哥德各部正式簽署了具有轉折意義的《哥德同盟條約》（Peace Treaty of 382）^{[1, 2]}。這項條約徹底改寫了古典羅馬數百年來對外族實行解除武裝並分散同化（Deditio）的處置原則^{[1, 7]}。依據條約框架：

集體定居與司法自治：哥德人獲准在多瑙河以南的下默西亞與色雷斯行省集體定居，完整保留其部落習慣法、首領治理體系與社會結構，並享有豁免帝國常規土地稅賦的特權^{[1, 2]}。
部隊同盟化與供給保障（Foedus）：哥德戰士名義上向羅馬皇帝宣誓效忠，但不被打散編入羅馬正規軍團，而是以「同盟者」（Foederati）的獨立編制，在其自身世襲將領的統帥下受徵召為帝國出征；作為回報，帝國中央必須按期發放優渥的糧秣補貼（Annona foederatica）與黃金禮金（Annua）^{[1, 7]}。

這項條約實質上在帝國腹心地帶合法確立了一個武裝自主的「國中之國」^{[1, 7]}。它雖然在短時間內緩解了巴爾幹防線無兵可用的燃眉之急，但也標誌著羅馬中央政權正式喪失了對境內蠻族武裝力量的司法與組織同化能力，為日後蠻族軍事將領逐步架空帝國皇權奠定了體制基石^{[1, 2]}。

族群與社會衝突的白熱化：婚姻禁令與文化排斥

隨著大批哥德人以「同盟者」身份長期駐紮於帝國境內，羅馬本土居民與蠻族移民族群之間的對立不僅未因共同作戰而消弭，反而蔓延至法律、社會日常生活與文化心理的各個層面^[9]。這種深層抵觸在晚期羅馬法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9, 10]}。

早在西元 370 年代初，皇帝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與瓦倫斯便向騎兵統帥狄奧多西（即狄奧多西一世之父）下達了嚴厲的族群通婚禁令，該法條後被編入《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第 3 卷第 14 章第 1 條（CTh 3.14.1）^{[9, 10]}：

「任何行省羅馬居民（Provinciales），無論其出身階級與地位為何，皆不得與蠻族女子通婚；任何蠻族男子（Gentiles）亦不得娶行省羅馬女子為妻。凡有違此令者，處以極刑（Capitaliter expietur）。」^{[9, 10]}

歷史學家拉爾夫·馬修森（Ralph W. Mathisen）分析指出，該法令的出台固然包含維持財政稅籍與兵役身份邊界的行政動機（防止納稅的行省農民藉由與免稅的蠻族士兵聯姻而逃避賦役），但在客觀社會效應上，它極大強化了羅馬公民與日耳曼新移民之間的法律隔離與社會階級壁壘^[9]。與此同時，帝國亦頒布嚴苛的物資封鎖法令，嚴禁將武器、鐵器、葡萄酒、橄欖油與魚露等象徵羅馬生活方式的戰略與民生物資輸出至蠻族邊區（Barbaricum），企圖在物質與文化維度構築一道隔絕「文明」與「野蠻」的屏障^{[9, 10]}。

然而，到了五世紀初，軍隊中的蠻族化浪潮已不可逆轉地逆向滲透至羅馬首都與宮廷的社會風尚中^[9]。年輕的羅馬軍官與貴族子弟開始競相模仿日耳曼將領的裝束打扮，引發了被後世史家稱為「蠻族風尚」（Barbarian chic）的文化流行^[9]。為了遏止這股被保守元老院精英視為傷風敗俗、動搖國本的風氣，西部的霍諾留（Honorius）與東部的阿卡狄烏斯（Arcadius）兩位皇帝，在西元 397 至 416 年間連續頒發了數道嚴厲的服飾禁令^{[9, 10]}。

在《狄奧多西法典》CTh 14.10.2 與 14.10.3 中，朝廷嚴正下令：

「在至尊的羅馬城內，任何人皆嚴禁穿著帕提亞式長靴（Tzangae）與蠻族長褲（Bracae）。」^{[9, 10]}

違令者將面臨全部財產沒收並處以永久流放之刑^[10]。及至西元 416 年，CTh 14.10.4 進一步將禁令範疇擴大至禁止在城內蓄留蠻族式長髮（Maiores crines）與穿著皮草獸皮衣物（Indumenta pellium），連奴隸身份者亦不得免除懲罰^{[9, 10]}。這些反覆頒布且措辭嚴苛的禁令，非但未能真正扭轉蠻族軍事精英對宮廷政局的控制，反而生動揭示出晚期羅馬統治階層在面對軍事實權逐步落入異族之手時，那種虛弱而焦慮的文化自衛心理^{[1, 9]}。

從雇傭兵到王權更迭：哥德人的崛起與西羅馬的解體

羅馬政府對哥德同盟者「既利用其武力、又防範其崛起」的功利態度，在西元 394 年冷河戰役（Battle of the Frigidus）中達到了殘酷的頂峰^{[1, 8]}。在這場東、西羅馬帝國的血腥內戰中，東部皇帝狄奧多西一世為了擊敗西部的篡位者尤金尼烏斯（Eugenius）及其法蘭克大將阿波加斯特（Arbogast），強徵了超過兩萬名哥德同盟軍作為前鋒部隊投入險要峽谷衝鋒^{[1, 7]}。

戰鬥持續了兩天，狄奧多西一世將哥德部隊置於最慘烈的交鋒前線以消耗敵方精銳^{[1, 8]}。戰役最終雖因強烈的布拉風（Bora）逆吹助攻而由狄奧多西取得全勝，但參戰的哥德同盟軍傷亡極其慘重，超過一萬名哥德戰士陣亡^{[1, 7]}。基督教編年史家保盧斯·奧羅修斯（Paulus Orosius, Hist. adv. pag. 7.35.19）在評述此戰時直白記錄道：「消滅了一萬名哥德人，並消滅了尤金尼烏斯……兩場勝利集於一身，兩個敵人同時被除（duo hostes, unus dux）」——羅馬官方輿論毫不掩飾地將大量同盟軍的戰死視為一舉兩得的戰略收穫^{[1, 8]}。

這場戰火中的殘酷消耗，徹底促成了隨軍參戰的年輕哥德統帥阿拉里克（Alaric I，約 370–410 年）的政治覺醒^{[1, 2]}。阿拉里克深刻體會到，哥德人若僅作為羅馬宮廷的僱傭兵，終究難逃被當作政治籌碼隨意拋棄的命運^{[2, 7]}。西元 395 年狄奧多西一世駕崩後，帝國東西分裂，新即位的宮廷隨即停止發放約定的同盟津貼與高級軍職任命^{[1, 2]}。阿拉里克隨即被推舉為哥德同盟的最高君王與統帥（國王 rex / 哥德語 thiudans，從傳統的局部部落貴族首領 reiks 躍升為全體哥德同盟的軍事君主），正式揭開了反叛帝國的序幕^{[2, 7]}。

阿拉里克採取「以戰逼和」的高明戰略，率部在巴爾幹、希臘與義大利本土反覆機動周旋，其終極訴求始終是在帝國境內獲取合法的永久土地定居權、穩定的糧食供應以及其個人獲得羅馬帝國最高軍事統帥（Magister militum）的合法官職^{[1, 2]}。然而，掌控西羅馬軍政大權的半汪達爾裔大將斯提里科（Stilicho）處於內外交困中，而隨後霍諾留皇帝縱容宮廷極端排外勢力發動政變處死斯提里科並屠殺其蠻族將士家眷，徹底關閉了政治和解的大門^{[1, 7]}。

西元 410 年 8 月 24 日，在多次和談破裂與圍困飢荒之下，阿拉里克率軍攻破了薩拉里亞門（Porta Salaria），對這座近八百年未曾被外敵踐踏的「永恆之城」進行了三天的劫掠^{[1, 2]}。

羅馬城的陷落，從象徵意義上徹底宣告了古典帝國統治威權的破產^{[1, 7]}。此後，哥德武裝集團不再是邊疆防線的守護者，而是轉變為主導西歐政治版圖的造王者^{[2, 7]}。洗劫羅馬後，西哥德人在阿拉里克的繼任者阿陶爾夫（Ataulf）率領下西進高盧，最終於西元 418 年在阿基坦（Aquitaine）建立了第一個在羅馬法理版圖內獲得正式承認的蠻族自治王國——西哥德王國（Visigothic Kingdom）^{[2, 7]}。

至五世紀中葉，西羅馬帝國朝廷已徹底淪為蠻族軍閥操縱的傀儡舞台^{[1, 7]}。具有西哥德與蘇維匯血統的大將里西默（Ricimer），在 456 至 472 年間隨意廢立與誅殺多位西羅馬皇帝（包括試圖厲精圖治的馬約里安），以維繫背後蠻族軍事同盟的集團利益^{[1, 7]}。西元 476 年，當最後一位西羅馬傀儡幼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日耳曼裔將領奧多亞塞（Odoacer）正式廢黜時，這場持續了兩百餘年的「軍隊蠻族化」進程終於走到了其終極的制度邏輯終點：徹底空心化的羅馬軍事機器被其親手培育的外族武裝力量所取代，西歐歷史自此正式邁入中世紀日耳曼繼承者王國並立的新紀元^{[1, 2,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