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機器與行省治權：從聖經敘事與古典文獻印證一世紀羅馬地方統治體制

內容版本：1.0最近更新：2026-06-26

Roman Provincial Governance — 羅馬行省治權與社會：西元一世紀，身處東方行省的羅馬巡撫彼拉多於總督官邸（Praetorium）審理案件，身旁羅馬百夫長與士兵林立，展現出羅馬帝國在猶太地方的高壓統治與司法主權。

帝國的內外局勢與深層社會政治議題

西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正處於從共和制向帝國制（元首制）過渡與鞏固的核心階段^[1]。在奧古斯都所開創的政體下，雖然共和時期的制度外殼如元老院、執政官等得以保留，但實質權力已高度集中於元首手中^[3]。這一時期常被冠以「羅馬和平」（Pax Romana）之名，然而在其穩定運作的表象下，實則暗潮洶湧，帝國內外均面臨著深刻的制度性與社會性危機^[4]。

在帝國內部，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的失衡日益嚴重。隨著羅馬大規模的軍事擴張，數百萬戰爭俘虜轉化為極其廉價的奴隸勞動力，促使富裕貴族與精英（Nobiles）在本土大量兼併土地，建立起高度依賴奴隸運作的超大型農業莊園（Latifundia）^[6]。這直接導致大量必須長期在外服役的自由自耕農破產，被迫將荒廢的土地賤賣給富豪莊園^[9]。失去土地的自由農民潮水般湧入羅馬等大都市，成為無產、無業的「城市貧民」（Proletariat）^[8]，迫使國家財政必須承擔龐大的「免費穀物配給」（Grain Dole）以安撫民眾，極大地加劇了帝國的階級對立與財政脆弱性^[3]。自西元前一六七年起，居住在義大利本土的羅馬公民便免除了直接稅（tributum），這意味著帝國龐大的常備軍開支、羅馬城龐大的「免費穀物配給」以及公共基礎建設，幾乎完全轉嫁給了行省的非公民居民^[11]。

這種不對等的財政結構，進一步強化了由元老院階級（Ordo Senatorius）與騎士階級（Ordo Equestris）所壟斷的寡頭財富網絡^[3]。這群少數精英利用「保護人與受保護人」（patron-client）的社會紐帶，牢牢掌控著地方土地與政治資源^[1]。為了精確掌握稅源，帝國建立了嚴密的社會登記機制，包括對作物的產量登記、牲畜登記、手工業與貿易商登記，甚至建立了定期「逐戶登記」（house-by-house registration）的人口普查體制^[11]。這種無孔不入的行政滲透，在行省底層社會激起了深重的階級矛盾與生存危機^[13]。

在外部與地緣政治維度上，羅馬面臨著邊疆防禦與異質文化融合的雙重挑戰^[16]。特別是在帝國東方的敘利亞與猶太行省，當地的宗教一神論傳統與羅馬的皇帝崇拜及希臘化世俗主義發生了根本性衝突^[17]。猶太行省地處連接埃及「帝國糧倉」與防範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入侵的戰略緩衝地帶，其政治與宗教局勢尤為敏感^[16]。

從朱里亞·克勞狄王朝（Julio-Claudian dynasty）對地方宗教信仰的相對寬容與試圖與地方精英結盟的溫和綏靖政策^[18]，到卡利古拉（Caligula）企圖在耶路撒冷聖殿強行樹立自身雕像所引發的嚴重政治危機^[14]，羅馬在當地的統治權威不斷遭受挑戰。這些深層次的矛盾隨著行省官員的橫徵暴斂而不斷激化，最終在西元六十六年演變成全面爆發的猶太戰爭，並在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時期導向了聖殿被毀與猶太社會結構的徹底瓦解^[16]。

聖經文本作為歷史考察依據之信度評估

在探討西元一世紀羅盛行省的行政與社會史時，新約聖經（特別是《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作為文獻史料的可信度，長期以來是古典歷史學與聖經考證學界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20]。

在評估這些文獻的信度時，文獻學研究首先指出新約聖經在手抄本傳承上的獨特優勢。與古典希臘羅馬世俗歷史作家的著作相比，新約聖經的手抄本證據在數量與年代間距上均表現出極高的可信度^[23]。

著作名稱	創作年代	最早完整手抄本年代	時間跨度（年）	存世手抄本數量
亞里斯多德著作	西元前四世紀	西元一一〇〇年	約一千五百年	約五部
希羅多德《歷史》	西元前五世紀	西元九〇〇年	約一千三百年	約八部
凱撒《高盧戰記》	西元前一世紀	西元九〇〇年	約一千年	約十部
新約聖經	西元一世紀中後期	西元三五〇年（西奈抄本）	約二至三百年	數千部（含希臘文 majuscules 與 minuscules）

這種文獻學上的完好傳承，為評估其內容的歷史真實性奠定了文本基礎^[14]。歷史學家指出，新約作者（尤其是路加）在地理學、氣象學、航海細節、地名學以及羅馬法官職稱謂的描述上，表現出對一世紀地中海世界的深刻認知^[20]。

在《使徒行傳》中，作者精確地反映了羅馬行省內複雜且不斷變化的政治地理與行政稱謂^[20]。例如，路加稱呼帖撒羅尼迦的官員為「地方官」（politarchs），稱呼塞浦路斯與亞該亞的最高統治者為「省長」（proconsuls），稱呼馬爾他的地方領袖為「首領」（first man）^[20]。這些稱謂在古典世俗文獻中極為罕見，但皆已在當代考古出土的碑銘與錢幣中獲得證實^[20]。

此外，《使徒行傳》後半段關於保羅海上航行與遭遇海難的紀錄（使徒行傳二十七至二十八章），其對季風、航道、拋錨技術以及船舶結構的具體描述，完全符合一世紀地中海航海技術的實際狀況^[22]。學術界甚至注意到，在第一至第二世紀的希臘羅馬冒險與遊記文學中，當敘事進入海上航行階段時，往往會習慣性地切換到第一人稱複數（「我們」 sections）進行敘述^[29]。這一文學特徵在新約中亦有生動的體現，表明其寫作與當時的希臘化文學傳統具有深刻的互文性^[31]。

然而，聖經作為歷史史料的局限性與爭議點，最典型地體現於《路加福音》二章二節所記載的「居里扭人口普查」（The Census of Quirinius）^[33]。根據路加的敘事，該普查發生在耶穌誕生之時，且當時大希律王依然在位（西元前四年以前）^[33]。但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的記載明確指出，居里扭是在西元六年罷免大希律王之子亞基老、將猶太正式吞併為羅馬直轄行省後，才前往敘利亞與猶太主持人口普查^[33]。這使得路加的記載在時間上面臨約十年的歷史學落差^[33]。

為了調和這一歷史學難題，古典史學界與神學界提出了幾種假說：

雙重任期假說：歷史學家格爾托克斯（Gérard Gertoux）等人主張，居里扭在西元前二至一年間曾以特別軍事長官的身份出任敘利亞的行政或軍事要職，並主持了奧古斯都旨在要求行省宣誓效忠的普查，這與西元六年的純粹財政稅收普查是兩次不同的事件^[33]；
文意翻譯調和：神學家賴特（N. T. Wright）提出，路加原文中的 protos 一詞應理解為比較級「在……之前」，因此該段應譯為「這次人口普查是在居里扭出任敘利亞省長之前進行的」^[38]；
文官職能區分：第二世紀的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在抗辯中，不稱居里扭為「省長」（hegemon），而是稱其為「監察官」（epitropos/procurator），這暗示居里扭在早期可能以財政特使的身份介入過當地的戶口登記事務^[39]。

此外，埃及出土的紙草文獻（如西元一〇四年埃及總督的普查令）顯示，羅馬普查確實曾要求因生計或財產原因暫時居住在外的人返回其財產登記地（即「本鄉」）進行登記，這有力地支持了路加關於約瑟返回伯利恆登記的歷史合理性^[39]。

身份體制的分野：羅馬公民、外省人、奴隸與釋奴的法律權益差距

西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實行著極其嚴格的身份法律體制^[26]。在這一體制中，社會階層與法權保護的最高分野在於是否具備「羅馬公民權」（Civitas），以及是否屬於擁有基本人身自由的自由民^[7]。此時的帝國尚未走向西元二一二年將公民權普惠全體自由民的歷史階段，公民身份仍是一項極具政治、經濟與法律特權的稀缺資源^[40]。

羅馬公民的實質特權與法理基礎

羅馬公民的身體與生命安全受到共和時期延續下來的《瓦勒里法》（Lex Valeria，西元前五〇九年）與《波爾基亞法》（Leges Porciae，西元前二世紀）的制度性保障^[43]。這些法律在帝國初期演變為《朱里亞公共暴力法》（Lex Julia de vi publica）^[43]：

免受未審先判的身體刑罰：法律絕對禁止地方官員在法庭尚未正式宣判有罪前，對羅馬公民進行捆綁、抽打或酷刑逼供（flagellatio ad quaestionem）^[5]。任何對公民實施肉體虐待的官員，都會面臨被控告違反公共暴力法、撤職乃至死刑的嚴厲懲罰^[43]。
上訴權（Provocatio ad populum / Appellatio）：這是公民抗衡地方行政官員濫用「強制處置權」（coercitio）的最核心武器^[41]。一旦公民宣告「上訴凱撒」（Caesarem appello），地方長官必須立即停止所有司法審判，不得對其進行監禁鞭笞，並必須將其安全押送至羅馬城的皇帝法庭審理^[41]。保羅在非斯都面前行使此項權利，從而直接避開了猶太公會的致命暗殺陰謀^[39]。
免除卑賤死刑：即使被判處死刑，羅馬公民亦享有免於被處以釘十字架、火刑或送往競技場餵野獸的特權，通常以較為快速且保全尊嚴的斬首方式執行^[43]。

外省人與奴隸的法權劣勢與生存困境

相較之下，不具備公民權的行省普通居民（外省人）在羅馬司法面前處於極度弱勢的地位^[26]。地方總督對外省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生死裁量權^[49]。在面臨刑事指控或暴動嫌疑時，總督可隨意使用殘忍的羅馬拷問鞭（flagrum，一種帶有鉛彈與骨碎片的皮鞭）對其進行肉體摧殘，以獲取「可靠」的口供^[5]。外省人被定罪後，所面臨的是旨在通過公開展示肉體極限痛苦來震懾大眾的「極刑」（summa supplicia），包括釘十字架與凌遲^[5]。

而在法權結構的最低端，則是人數龐大的「奴隸」階層。在羅馬私法體系中，奴隸被明確定義為「動產」（chattel），不具備任何法律人格（legal personhood），被法律學者蓋尤斯（Gaius）定性為「法律的客體，而非主體」，其法律地位與牛、馬或斧頭等生產工具無異^[7]。這群人完全脫離了社會法權保護，被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精確地描述為處於「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狀態的群體^[42]。主人對其擁有絕對的主權（dominium），可隨意施加肉體懲罰、拷問、性剝削乃至隨意處死，無需承擔任何刑事後果^[7]。

釋奴（Liberti）：跨越階級的中介法權身份

在羅馬法權體系中，「釋奴」（拉丁文：liberti 或 libertini）並非一個與「公民」及「外省人」完全平行的獨立靜態身份，而是一個高度流動、且法權權益具有多重層次的特殊階層^[55]。與希臘城邦「釋放奴隸卻絕不給予公民權」的排他性政策不同，羅馬帝國在法理上允許被釋放的奴隸跨越階級界限，獲得羅馬公民權或中介法律身份，這一點在古典世界中獨樹一幟^[55]。

根據奧古斯都時期的立法（如《朱尼亞法》與《埃利亞·塞恩提亞法》），釋奴在獲得人身自由後，依據其釋放方式、年齡及過往行徑，被劃分為三個法權等級^[55]：

羅馬公民級釋奴（Cives Romani）：若奴隸是由身為羅馬公民的主人，通過正式法定程序（如在裁判官面前進行「杖頭釋奴」 manumissio vindicta、登記於人口普查 census，或在合法遺囑 testamento 中指定）釋放，且釋放時年滿三十歲，他們便可直接獲得羅馬公民權。雖然他們在政治權利上仍受限制（如不能競選公職、不能進入元老院），但他們享有公民的司法特權（免受未審鞭笞、擁有上訴權），且其自由出生的下一代將擁有完全、無受限的羅馬公民權。
朱尼亞拉丁人（Latini Iuniani）：若奴隸是通過非正式程序（如主人在私人宴席、信件中口頭釋放）或在三十歲以下被非正式釋放，他們會獲得「拉丁人」的法律身份。他們在世時雖然是自由人，享有部分的貿易權利，但沒有完整的公民權，不能參與投票，最關鍵的是不能立羅馬遺囑，其財產在死後會重新結算並歸原主人所有。不過，他們可以通過與公民結婚並生育滿周歲子女（anniculi probatio）、或在羅馬警政（Vigiles）及糧食運輸部門服役等方式，晉升為正式的羅馬公民。
降服者級釋奴（Dediticii）：這是釋奴中的最低階層。若奴隸在奴隸期間因犯罪、企圖逃跑等而受到過烙印、鏈鎖懲罰，或被送往角鬥士學校、野獸競技場，他們被釋放後僅能獲得「降服者」身份。他們終身被視為「無條件投降的敵國人」，絕對無法獲得公民權，甚至被禁止居住在羅馬城百里範圍內，否則會被重新貶為奴隸。

在社會依附關係上，釋奴與外省人（Peregrini）有著本質區別。外省人雖然世代自由，但完全缺乏羅馬公民法權的保護^[12]；而公民級釋奴雖背負奴隸社會污名，卻在法律上享有公民級特權^[40]。然而，釋奴即使獲得自由或公民權，在法律與經濟上仍與原主人（此時轉化為其「保護人」 Patron）維持著擬似父子的社會性依附關係：他們必須冠上原主人的家族姓氏，對原主人表示敬意，並定期提供無償勞役（operae）^[55]。

法律維度	羅馬公民權持有者 (Cives Romani)	外省人 / 行省居民 (Peregrini)	奴隸 (Servi / Douloi)	釋奴 (Liberti / Libertini)
刑罰豁免	絕對禁止未經審判定罪的身體鞭笞與拷問^[39]	總督可隨意實施肉體拷問與預防性鞭笞^[5]	毫無肉體安全保障，主人可隨意施加肉體處罰、拷問與處死^[7]	依等級而定；公民級釋奴享有免遭拷問特權；其餘等級仍受限制^[40]
司法救濟 (上訴)	享有 provocatio，可直接要求移送羅馬皇帝審理^[39]	必須接受地方長官的終審判決，無權拒絕地方審判^[1]	法律上無訴訟地位與法人人格，僅能作為「動產」由主人代理^[7]	公民級釋奴享有上訴權；半公民（拉丁人）及降服者無此特權^[40]
死刑執行形式	體面的斬首，免除公開示眾的肉體羞辱^[47]	釘十字架、火刑、送入競技場^[5]	釘十字架（亦稱奴隸之刑 supplicium servile）或直接隨意處決^[7]	公民級以外的釋奴仍可能被判處釘十字架等極刑^[56]
公民權獲得/改變機制	出身世襲、軍隊服役、皇帝特赦、釋奴^[40]	世代維持本地習慣法身份，除非獲得特賜或通過輔助軍服役^[41]	戰爭俘虜、欠債破產、世襲出生、拐賣；可經由釋奴程序成為釋奴^[7]	由主人釋放（正式/非正式），可依程序或服役逐步晉升公民^[55]

羅馬如何統治行省：行政、財政、司法與軍事之運作

羅馬對行省的治理實踐高度依賴其實用主義。由於帝國中央並沒有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其核心治理邏輯是「以最少的人力進行間接統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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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馬帝國中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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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老院行省 (方伯)  │                         │皇帝行省 (特使/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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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省首府 (司法、軍事重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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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精英與自治市 │

                     │ (公會、城邦、祭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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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省基層納稅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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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架構與地方首府的樞紐功能

帝國將行省分為元老院行省與皇帝行省^[1]。行政權力主要集中於特定的「行省首府」（如猶太的凱撒利亞、敘利亞的安提阿、亞西亞的以弗所、馬其頓的帖撒羅尼迦）^[3]。這些城市不僅是軍事駐地，更是羅馬法律與經濟活動的樞紐，設有總督官邸（Praetorium）與最高法庭^[3]。

在具體行政中，羅馬人盡可能保留當地的行政習慣^[3]。在猶太，羅馬允許公會（Sanhedrin）管理日常宗教與民事事務^[16]；在希臘化城市，則容許地方公民大會與議會（Council）自行運作^[26]。這種「低行政干預」模式使得帝國僅憑極少數的文官便能維持龐大版圖的運作^[1]。

財政與稅收模式的帝國轉型

在財政維度上，西元一世紀見證了從共和時期「包稅制」向帝國官僚化直接徵稅的過渡^[2]。在共和時期，間接稅（如關稅 portoria）的徵收權被拍賣給由騎士階級組成的「包稅商合夥公司」（societates publicanorum）^[2]。大包稅商（Publicani）向元老院墊付稅款後，便在行省進行毀滅性的榨取以賺取利潤^[2]。

進入帝國時期，為了平息地方騷亂，奧古斯都大幅削弱了包稅商公司的權力，將直接稅（土地稅與人頭稅）的徵收權收回，改由地方市政官員與皇帝特派的騎士級監察官（Procurators）直接監管^[2]。然而在底層，如關稅與過路稅等間接稅，依然依賴本地招募的稅吏助手（portitores）進行徵收^[2]。這些人因為佔領者服務並從中抽取油水，在猶太社會中成為道德與宗教層面被唾棄的邊緣群體^[2]。

根據經濟史學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的「稅收與貿易促進模型」（Taxes and Trade Model），羅馬帝國強制行省以「貨幣」而非實物繳納稅款，這迫使行省農民必須將剩餘農產品運往市場銷售以換取羅馬銀幣（Denarius）^[3]。這種財政要求在無形中刺激了地中海區域的商品化、跨區域貿易與貨幣流通速度，但也加劇了行省底層小農對貨幣波動與債務積累的敏感度^[66]。

司法體制與審判程序

在司法領域，羅馬總督擁有行省內最高的刑事管轄權^[1]。在處理涉及治安與刑事犯罪時，總督通常採用「非常審判程序」（cognitio extra ordinem）^[39]。這種程序不同於羅馬本土程式化的陪審團審判，它不設預審法官，完全由總督親自主持聽證、審查證據、拷問證人，並直接做出宣判^[39]。

羅馬政府對死刑（ius gladii）實行絕對壟斷^[25]。雖然地方習慣法庭被允許存在，但無權處決犯人^[65]。著名的「昔蘭尼敕令」（Edicts of Cyrene）便明確規定，地方市政法庭無權審理涉及人命的資本案件^[68]。這一歷史背景完美地印證了《約翰福音》中猶太公會成員對彼拉多所說的：「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進一步證實了羅馬在司法終審權上的高度中央集權化^[65]。

軍事防禦與地方治安的二分法

羅馬在行省的軍事部署遵循著嚴格的戰略分工^[13]。設有正規羅馬軍團（由公民組成）的行省多為邊境軍事重鎮，由皇帝特使親自指揮^[1]。而在猶太這類次要皇帝行省，則不部署任何軍團，僅委派約五個步兵大隊（Cohorts）與一個騎兵翼（Ala）的輔助部隊（Auxilia）防守^[13]。

這些輔助部隊成員並非公民，多招募自與猶太人有世仇的撒瑪利亞人與敘利亞希臘人^[18]。這支部隊平時駐紮在凱撒利亞，但在重大節日期間會調往耶路撒冷的安東尼亞要塞，居高臨下地監視聖殿廣場，其主要職能是充當暴動時的防暴警察，而非進行常規戰爭^[13]。

行省官吏的產生、職能與職務配置

一世紀羅馬帝國的地方行政長官，其產生途徑與職能配置呈現出鮮明的政治特徵。在元首制下，官員的任命與其在帝國社會階層中的地位緊密相關^[1]。

元老院行省長官：方伯（Proconsul）

元老院行省的長官被稱為方伯^[1]。他們由元老院通過在卸任的執政官（Consulars）或前任大法官（Praetors）中進行抽籤產生，任期通常僅為一年^[1]。方伯的職責偏向司法與行政，不直接掌握軍權，其身邊通常配有財務官（Quaestor）協助管理公共財政^[1]。這體現了元老院行省相對和平、體制成熟的特徵^[1]。

皇帝行省長官：特使與巡撫

在皇帝直接管轄的皇帝行省，官吏的產生則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個人信任：

皇帝特使（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管理擁有軍團駐紮的大型皇帝行省，均為元老院階級出身^[1]。
巡撫（Prefect）與監察官（Procurator）：管理駐紮輔助部隊的小型皇帝行省（如猶太），由騎士階級（Equites）成員出任^[13]。

根據騎士階級的生涯晉升路徑（cursus honorum），出任行省巡撫者必須具備豐富的軍事履歷，例如曾在萊茵河或多瑙河的邊境軍團中擔任過軍事護民官或輔助部隊指揮官^[50]。

在克勞狄烏斯皇帝在位期間，帝國行政體制經歷了重大變革^[16]。為了削弱元老院並強化皇帝直屬的官僚行政，克勞狄烏斯授予了骑士級財政監察官（Procurators）在行省內行使全面國家司法權與「治安強制處置權」（coercitio）的權利^[16]。自此，原先偏重軍事防衛的「巡撫」（Prefect）一職，逐步演變為兼具財政徵管與行政司法大權的「監察官/巡撫」（Procurator）^[13]。

地方市政與軍事基層官員

在帝國統治的最底層，官職的配置直接面對行省居民：

城邦書記官（Grammateus / Town Clerk）：這是希臘化自由都市（如以弗所）中極其關鍵的本土市政官職^[27]。書記官由地方議會選舉產生，負責保管市政檔案、起草會議記錄、接收並發佈皇帝與省長官的詔令，並在實質上代行地方財政分配^[27]。在行政責任上，他直接向羅馬總督負責，必須確保城邦內不發生危害羅馬和平的非法集會^[72]。
千夫長（Chiliarch / Military Tribune）：輔助部隊步兵大隊的最高指揮官，負責地方要塞的治安防禦^[5]。
百夫長（Centurion）：基層戰術單位的骨幹，負責具體法律的執行、犯人押解與死刑監督^[4]。

貴族與騎士階級的帝國網絡及其聖經描述

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力牢牢掌握在兩個特定的社會特權階層手中：元老階級（Senatorial Order，即共和時期的舊貴族與新晉元老）與騎士階級（Equestrian Order）^[3]。這兩個階級在帝國境內織造了龐大的政治與商業利益網絡，而在聖經敘事中，新約作者對這兩類人物的描繪，生動地反映了其階級屬性與治理心態^[3]。

元老階級的冷漠與理性法治

元老院貴族通常擁有龐大的莊園與世襲特權，對行省的本地教義爭端抱持一種超然、冷漠且嚴格遵循法律程序的貴族心態^[3]：

迦流（Gallio）：在《使徒行傳》第十八章中，亞該亞方伯迦流在面對猶太人指控保羅誘導人們違反律法敬拜時，表現出極其典型的羅馬元老精英態度^[3]。迦流認為，如果此案涉及刑事犯罪（如作奸犯科或嚴重民事侵權），他自當受理；但既然屬於宗教詞句、名目與猶太律法的內部爭端，他便拒絕介入，甚至將控辯雙方驅逐出法庭^[72]。這種「不插手地方特許宗教內部事務」的司法理性，正是元老院高級文官維護帝國宏觀穩定的標準治理邏輯^[65]。
士求保羅（Sergius Paulus）：塞浦路斯方伯士求保羅則展現了羅馬元老階級中受過高等教育者求知欲與開明態度，對新興的哲學與信仰表現出客觀考查的熱忱^[3]。

騎士階級的現實功利與行政焦慮

相較之下，騎士階級則在帝國官僚體系中承擔著最具體、最繁雜且風險極高的財政與治安工作^[4]：

龐提烏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作為大希律王被罷黜後派駐猶太的骑士級巡撫，彼拉多深諳羅馬官場的生存法則^[13]。歷史文獻顯示彼拉多作風強硬、蔑視猶太一神教禁忌^[51]。但在耶穌審判案中，他的騎士階級危機感暴露無遺^[4]。當猶太領袖拋出政治殺手鐧——「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時，彼拉多對失去皇帝庇護及引發更大暴動的焦慮壓倒了他的司法良知^[64]。
腓力斯（Felix）與非斯都（Festus）：這兩位繼任的猶太監察官同樣將政治實用主義發揮到極致^[13]。特別是猶太行省巡撫安東尼·腓力斯，他是羅馬帝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釋奴新貴」^[4]。腓力斯原本是奴隸，後來被皇帝克勞狄烏斯的母親安東尼亞釋放，成為皇室釋奴，其親哥哥帕拉斯更是皇帝身邊最寵信的財政大秘書^[4]。憑藉這層強大的保護人（Patron）關係，腓力斯得以打破羅馬官場傳統鐵律，破格升為騎士級總督^[4]。他的行徑完全符合羅馬勒索法（lex repetundarum）所針對的典型行省貪腐官員形象：他扣押保羅，實質上是在等待保羅及其支持者行賄^[63]。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對其寫下著名的評語，指其「以奴隸的心態，行使著帝王般的權力，肆意發揮其殘酷與貪婪」^[4]，這生動地反映了帝國早期，元老院精英對於這些依附皇權、迅速在政治與財政上崛起並壟斷官僚機器的「釋奴階層」所抱持的深切焦慮與階級仇恨^[4]。

地方希臘化精英與市政贊助者

除了羅馬派遣的兩大階級外，聖經還廣泛記錄了地方行省的希臘化自治階層，如在帖撒羅尼迦與庇哩亞出現的「尊貴婦女」（ladies of good estate）^[26]。這些婦女屬於地方自治市的 curial 階級，擁有私人財產並擔任城邦的慈善贊助人（patroness）^[3]。

同時，以弗所的「亞西亞首領」（Asiarchs）在暴動中主動勸阻保羅不要輕易進入劇場冒險，這群首領是由亞西亞行省內各城市最富有的貴族與前任官員組成的精英階層，負責籌辦帝國皇帝崇拜競技會與維持地方秩序，他們與保羅的友好互動反映了早期基督教運動在行省上層社會中所獲得的局部法律默許與社會支持^[26]。

奴隸與土地危機：羅馬「奴隸制經濟體」的雙重隱憂與聖經敘事印證

在西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社會中，奴隸（Servi / Douloi）是維持帝國運作最龐大、也最無聲的底層機器^[6]。新約聖經寫作於奴隸制與土地高度兼併的環境中，其文本細節、教導以及耶穌的比喻，與當時羅馬帝國深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隱憂形成了高度契合的歷史互文^[4]。

1. 羅馬奴隸制與農業危機的宏觀制度性隱憂

雖然奴隸制與大莊園為羅馬統治精英織造了龐大的財富網絡，但這種社會經濟模式實質上在政治、軍事與社會內部埋下了致命的引線^[3]：

自耕農破產與都市無產階級化：由於羅馬對外征服帶來了數百萬廉價戰俘作為奴隸，富裕貴族藉此建立起超大型農業莊園（Latifundia），進行掠奪式的土地兼併^[7]。這直接導致傳統自由自耕農階層（因長期在外為帝國服役而荒廢農田）債務破產，被迫出賣土地^[9]。破產小農流向羅馬等大都市成為「城市貧民」（Proletariat）^[8]，迫使帝國長期撥付高昂的免費穀物配給以維持都市治安，階級不平等與財政重擔日益加深^[3]。
兵源枯竭與軍隊私人化危機：羅馬傳統的強大建立在「自耕農義務兵役制」上^[9]。自耕農階層的消亡造成了災難性的兵源危機^[10]。為此，將領馬略（Marius）被迫進行軍事改革，取消財產限制招募無產貧民，這導致軍隊性質發生扭曲——士兵不再忠於羅馬國家，而是忠於能發放戰利品和退休土地的「個人將領」^[10]。這催生了軍事巨頭的內戰，最終徹底摧毀了羅馬共和政體^[10]。
集體安全威脅與統治階層的「病態焦慮」：將大量遭受非人道對待、甚至具備武裝戰鬥技能的奴隸集中於核心地帶，構成了隨時會被引爆的炸彈^[7]。西元前一世紀爆發的三次大規模「奴隸戰爭」（Servile Wars，如斯巴達克斯起義）癱瘓了義大利本土經濟，耗費了極高昂的軍事代價才得以平息^[9]。雖然起義最終失敗，但這在羅馬精英中留下了深刻的集體創傷^[79]。為了震懾奴隸，羅馬法律變得極其嚴酷（如主人遇害則府邸內全體奴隸連坐處死^[80]），並在管理奴隸時刻意混雜不同民族與語言，利用挑撥與不和防止其團結起義^[79]。

2. 聖經文本中對土地與農業經濟危機的精確鏡射

耶穌在福音書中所使用的教導與比喻，極其逼真地重現了這幅因土地兼併、自耕農破產與債務重壓而撕裂的行省經濟體系：

不在地地主與階級敵對：在《惡園戶的比喻》（馬太福音 21:33-46）中，耶穌生動地勾勒出一個「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的行省社會衝突模型^[3]。一位富有地主開墾葡萄園並將其租給本地佃農，隨後前往外國^[3]。破產小農為了生存被迫承受高昂的地租，對遠方地主積壓了極深的階級仇恨^[8]。比喻中佃農抗租並殺害地主兒子的暴行，正是當時大莊園兼併與底層階級暴力邊緣化的歷史縮影^[8]。
債務奴役的殘酷法權：《不饒恕人的惡奴比喻》（馬太福音 18:23-35）展示了羅馬法下「債務奴役」的殘酷事實^[6]。當債主無法償還債務時，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6]，精確地印證了羅馬私法中債務人及其家庭成員會被當作無人格的「財產/動產」進行強制拍賣充公、家庭徹底破碎的真實法規^[7]。
邊緣自耕農與「雇工」的生存底線：在《葡萄園雇工的比喻》（馬太福音 20:1-16）以及《浪子回頭》中頻繁出現的「雇工/傭工」（希臘文：misthios，意指按日計酬的短工），其社會與經濟處境在當時甚至比家務奴隸還要悲慘^[7]。他們是徹底失去土地與生產資料的破產農民，每日必須在街市上等待地主挑選以換取一日口糧，其生存的極度邊緣化正是羅馬大土地莊園對自由勞動力產生劇烈擠壓的社會寫實^[9]。

3. 破產農民武裝化：「強盜（Lestai）」危機

行省重稅與大莊園擴張雙重擠壓下的另一個致命後果，是大批破產自耕農逃往荒野，組織成武裝劫匪或游擊隊^[12]。在希臘文文獻與福音書中，這群人被精確地稱為 lestai（λῃσταί，通常譯為強盜、土匪或暴徒）^[62]：

《好撒瑪利亞人比喻》中的強盜：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一個旅客「落在強盜（lestai）手中」被剝去衣服、打得半死^[62]。這條荒涼的道路在歷史上確實以「強盜橫行」著稱，其成員多是因社會經濟危機而被迫武裝化的邊緣人口^[62]。
政治顛覆分子與死刑：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兩個「強盜」（lestai）^[62]，以及被釋放的巴拉巴（約翰福音 18:40 稱其為 lestes^[62]；且他在作亂時曾殺過人^[63]），在羅馬政府眼中絕非普通的小偷（kleptes），而是觸犯了羅馬社會治安底線、具有政治與武裝顛覆性質的暴徒^[62]。這也解釋了為何羅馬政府會對巴拉巴及另外兩名強盜判處針對奴隸與反叛者的極刑——釘十字架^[62]。

4. 逃奴案件與羅馬私法的角力：《腓利門書》

在帝國和平時期，大規模奴隸起義雖然平息，但「個體逃亡」成了奴隸最普遍、也最令羅馬統者頭痛的日常抵抗^[7]。

在《腓利門書》中，阿尼西謀（Onesimus）作為逃奴（fugitivi），面臨著極其嚴酷的法律懲罰與社會污名^[53]。他逃往帝國大都市試圖隱匿於城市無產階級中^[60]。
羅馬私法規定，若逃跑的奴隸是為了尋求主人朋友（如保羅）居中調解，而非永久逃匿，則在法律上不被定義為蓄意逃奴，這為保羅寫信要求腓利門寬恕並接納阿尼西謀提供了完美的羅馬法律依據^[53]。保羅巧妙利用了這一法權機制，並提出「若他欠你什麼，都歸在我的帳上」，既維護了羅馬法對私有產權的規定，又在神學層面徹底消解並顛覆了奴隸制的道德合法性^[53]。

5. 「奴隸之刑」與帝國的恐嚇美學

為了震懾龐大的非公民、外省人與奴隸群體，羅馬帝國將「釘十字架」發展成一門具有高度恐嚇效果的政治與刑罰美學^[7]。

羅馬作家與法學家將十字架刑罰定位為「專門給奴隸、戰俘以及最卑賤的外省叛亂者」的極刑（supplicium servile）^[7]。
耶穌作為一個沒有公民權的外省手工業者，被控告以「猶太人的王」（叛亂煽動罪）移交給彼拉多^[50]。彼拉多對其施以釘十字架的處決，正是羅馬統治機器利用這種「奴隸之刑」在耶路撒冷逾越節群眾面前進行的一次血腥的權力展示，旨在警告所有潛在的顛覆者：反抗帝國機器的下場，就是遭受與奴隸等同的社會性死亡與肉體摧毀^[53]。

6. 「利百地那會堂」與猶太釋奴的社會軌跡

除了個體逃亡外，新約聖經還以極其精準的細節記錄了「釋奴」群體在帝國東方的社會與宗教軌跡。在《使徒行傳》第六章九節中，記載了與司提反產生激烈辯論、進而煽動群眾逮捕司提反的「利百地那會堂」（Synagogue of the Libertines）成員。希臘文中的「利百地那」（Libertinoi），正是拉丁文釋奴（Libertini）的直接音譯^[56]。

歷史與考證研究指出，西元前一世紀羅馬將領龐培征報猶太時，曾將大批猶太人強行擄往羅馬賣為奴隸。隨後，這群猶太奴隸因其獨特的宗教信仰和勤勉，大批被羅馬主人釋放，獲得了「羅馬公民級釋奴」的身份^[55]。當這群釋奴及其後代回到耶路撒冷定居時，他們建立了專屬的會堂（即釋奴會堂）。司提反在此處面對的，正是這群雖然流淌著猶太血液、但在羅馬法律上卻擁有公民級特權且深受羅馬文化洗禮的猶太釋奴階層^[55]。這項精確的歷史細節，再次證實了新約文本對一世紀羅馬社會階層流動的敏銳觀察^[20]。

統治機器的內在衝突與地方治權的崩潰危機

儘管羅馬在一世紀的行省治理表現出極高的行政靈活性，但其內部存在著幾點致命的、不可調和的制度性衝突^[4]。

1. 「極度短缺的兵力」與「對騷亂的病態恐懼」

羅馬帝國統治著數千萬人口，卻僅維持著大約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人的正規常備軍^[4]。在猶太行省，僅有三至四千名本地輔助部隊士兵來維持超過百萬人口的社會秩序^[13]。這種極端的警民比例，導致行省總督與基層官吏對集會與暴動存在病態的恐懼^[4]。在這種體制性焦慮下，羅馬法律所宣揚的「客觀公正」在面對群眾騷亂威脅時往往被迅速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平息民憤的妥協^[4]。彼拉多屈服於耶路撒冷群眾的呼喊，正是這種焦慮的直接產物^[64]。

這一點在《使徒行傳》中同樣體現得淋漓盡致：

以弗所暴動中的官員焦慮：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中，當銀匠底米丟煽動群眾衝進劇場抗議保羅時，城邦書記官前來安撫眾人，他極度恐懼羅馬總督會以「非法集會罪」進行撤權處分，因而警告眾人若無法指出合法的理由，便無法交代這次非法集會，竭力迫使群眾散去^[71]。
耶路撒冷千夫長的防暴酷刑：在《使徒行傳》第二十二章中，當營樓外爆發猶太群眾大肆喧嚷的騷亂時，千夫長克勞狄·呂西亞因無法理解本地語言，在兵力極其緊張的防暴壓力下，立刻命令部下將保羅帶進營樓，準備施以「拷問鞭（flagellatio ad quaestionem）」^[5]。這種不經審判直接以殘忍酷刑折磨嫌疑人的作法，正是行省憲兵用肉體摧殘快速平息騷亂、釐清案情以恢復治安的常規暴力手段^[5]。

2. 「以夷制夷」治安體制的內部瓦解

羅馬在猶太行省不部署正規公民軍團，而是起用撒瑪利亞人與敘利亞希臘人組成輔助部隊來監管猶太人，這一「低成本」的治安機制實際上埋下了種族仇恨的定時炸彈^[13]。

在西元一世紀中葉，雙方的流血衝突不斷升級^[69]：

昔日宿怨：大希律王死後的過渡期（約西元七至八年），撒瑪利亞人曾在此期間潛入耶路撒冷聖殿，將人類骨頭散落於祭壇與外院，徹底褻瀆了聖殿^[69]；
執法衝突：在克勞狄烏斯在位時的庫馬努斯（Cumanus）任內，撒瑪利亞士兵在聖殿外院執勤時，故意向朝聖的猶太群眾做出下流暴露動作，直接引發大規模踩踏與流血衝突^[18]。隨後，又有羅馬輔助士兵在清剿匪徒時當眾焚毀猶太律法書，將衝突推向神聖信仰交鋒的邊緣^[69]；
相互仇殺：西元五十年前後，因加利利朝聖者在撒瑪利亞境內被殺，猶太武裝民兵繞過羅馬當局，直接對撒瑪利亞村莊進行報復性焚燒，而總督庫馬努斯則直接統率撒瑪利亞輔助部隊對猶太起義者實施了血腥鎮壓^[69]。

這種依靠敵對族群執法的模式，使羅馬軍警在猶太人眼中不僅是帝國霸權的象徵，更是世仇的外在工具^[69]。

3. 神權政治與世俗皇帝崇拜的底線衝突

羅馬統治在地方最嚴重的危機，在於其無法在政治層面容忍猶太教的排他性^[3]。羅馬要求各行省將皇帝敬拜視為公民效忠的指標，但猶太教堅持唯有耶和華是獨一的主宰^[3]。

卡利古拉危機雖然因大祭司與希律·阿格里帕一世（Agrippa I）的斡旋以及皇帝本人的遇刺而暫時平息^[16]，但它在猶太社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末世恐懼^[16]。隨後的財政壓迫、稅收的人頭普查，乃至最後一任監察官弗洛魯斯直接強奪聖殿庫銀，使猶太人認定羅馬的統治已不僅是經濟掠奪，而是對上帝主權的直接宣戰^[16]。

4. 財政重壓與極端主義運動（奮銳黨與匕首黨）的合流

在羅馬直接稅與間接稅的雙重勒索下，大批行省小農因債務破產，被迫流落鄉野，轉化為羅馬文獻中所稱的「強盜」（lestai / bandits）^[12]。這些經濟難民在宗教末世論的催化下，迅速轉化為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團體——奮銳黨與採取暗殺手段的「匕首黨」（Sicarii）^[16]。

他們將羅馬稅吏、親羅馬的猶太祭司貴族視為合法的暗殺目標，徹底破壞了羅馬賴以維持間接統治的地方精英合作網絡^[16]。

下表梳理了西元一世紀猶太行省爆發的體制性統治危機，展現了羅馬地方行政機器如何一步步走向全面崩潰^[16]：

發生時間 (西元)	主導總督 / 帝王	危機核心事件	內在體制性衝突根源	歷史與政治後果
6 年	敘利亞特使居里扭	因吞併猶太而實施財政普查，引發加利利人猶大起義	羅馬財政滲透與猶太神權政治對立	催生了奮銳黨運動，奠定了抗稅的神學基礎
26-36 年	巡撫龐提烏斯·彼拉多	引入羅馬軍徽頭像、劫掠聖殿庫銀修築引水渠	騎士級總督無視地方一神教信仰禁忌	爆發大規模非暴力抵抗與流血衝突
37-41 年	皇帝卡利古拉	強制要求在耶路撒冷聖殿內豎立皇帝神像	羅馬皇帝神格化與猶太一神信仰底線衝突	引發全國性停耕抗議，徹底摧毀猶太對羅馬統治的幻想
50 年前後	監察官庫馬努斯	輔助部隊士兵在聖殿作下流動作、焚燒律法卷軸	本地非公民輔助士兵對猶太教的仇視	引發群眾踩踏慘案與嚴重的反羅馬武裝衝突
52-60 年	監察官腓力斯	濫用職權，大肆收受賄賂，縱容政治暗殺	騎士級釋奴文官的貪腐與社會治理失控	匕首黨與各路先知運動在鄉野蜂起
66 年	監察官弗洛魯斯	直接強奪十七他連得的聖殿庫銀，屠殺抗議群眾	羅馬官員財政掠奪的無底線化	猶太公會停止為皇帝獻祭，引爆第一次猶太戰爭

結論

一世紀羅馬帝國在地方行省的統治體制，是一部展現了古典地中海世界高超政治妥協與實用主義設計的複雜機器^[3]。新約聖經作為這一歷史時期的重要見證者，其文本所展現的法律稱謂、身份分野與行政衝突，與古典世俗歷史學文獻高度契合^[12]。

然而，這套統治機器從本質上而言是極其脆弱且充滿張力的^[3]。羅馬試圖以最低的軍事與經濟代價，在高度異質化的宗教與文化版圖上維持宏觀穩定，這迫使其司法必須向地方暴動威脅妥協^[1]。這種治安上的妥協、身份制度（如公民權、奴隸財產化與釋奴依附網絡）帶來的階級固化、間接稅收與土地大莊園制引發的經濟剝削，以及依賴地方敵對族群武力實施治安防禦的結構性缺陷，最終在猶太行省引發了雪崩式的政治災難^[7]。

第一次猶大戰爭與聖殿的毀滅，標誌著羅馬帝國早期以「地方自治、溫和結盟」為核心的 Julio-Claudian 統治模式在東方行省的徹底破產，迫使帝國在弗拉維王朝時期轉向全面加強直接軍事進駐與文化同化的高壓帝國主義道路^[16]。

特別說明：希律家族的羅馬附庸王體制與地緣政治定位

在西元一世紀的地中海歷史與新約聖經敘事中，「希律王」（Herod）並非指涉單一歷史人物，而是代表了希律家族（Herodian dynasty）多位在羅馬帝國庇護下交替統治的代理人。其中，奠定該王朝統治基石且最具地緣政治代表性的，即是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西元前三七年至前四年在位）^[88]。

大希律王的政權運作，堪稱古典世界中羅馬「附庸王」（Client King / rex socius）與帝國中央「庇護人」（Patron）政治依附關係的極致體現。身為具有以東（Idumean）血統的邊緣精英，大希律王既缺乏正統猶太哈斯蒙尼王室（Hasmonean dynasty）的血統合法性，又面臨本地保守派猶太人的強烈排斥。他之所以能登基並維持長達三十三年的穩固統治，完全依賴其高超的親羅馬外交手腕，以及帝國核心權力階層的強大政治與軍事支持。

家族權力基石：安提帕特與尤利烏斯·凱撒的恩庇關係

希律家族的興起，始於大希律王的父親安提帕特（Antipater the Idumean）。在西元前四十七年的亞歷山大戰役中，尤利烏斯·凱撒受困於埃及，安提帕特親率軍隊馳援，成功解救凱撒^[86]。為報答此份政治恩情，凱撒特賜予安提帕特羅馬公民權與免稅特權，並任命其為猶大行省的實際治理者（Procurator / Ethnarch）。在此權力網絡下，年輕的大希律（時年約二十五歲）被任命為加利利分封行省的總督（Governor of Galilee），其在當地強力剿滅反抗勢力（被羅馬視為匪徒）、穩定稅收的行政效率，使其首次獲得了羅馬統治階級的青睞。

王位確立：馬克·安東尼與羅馬元老院的正式冊封

西元前四十一年，掌控羅馬東部疆域的凱撒繼承人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任命希律及其兄長法薩伊（Phasael）為猶大的分封王（Tetrarchs）。然而，在西元前四十年，東方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大舉入侵猶太，並扶植了哈斯蒙尼王朝的傀儡安提柯（Antigonus）篡位，希律被迫連夜逃往羅馬尋求政治援助。

在羅馬城內，希律巧妙利用了羅馬人對帕提亞入侵的地緣戰略恐懼，成功爭取到馬克·安東尼與屋大維（後來的奧古斯都）的聯合背書。在兩人的強力遊說下，羅馬元老院正式投票通過，冊封希律為「猶太人的王」（Rex Iudaeorum / King of the Jews）^[86]。隨後，他在羅馬軍隊的直接軍事護送下返回猶太，於西元前三十七年攻克耶路撒冷，正式建立希律王朝。

權力轉型與生存：與元首奧古斯都（Augustus）的政治綁定

大希律王政治生涯中最驚險的轉折發生在西元前三十一年的亞克興戰役（Battle of Actium）。在此次羅馬內戰中，希律曾選擇站在其長期庇護人馬克·安東尼一方，然而安東尼最終戰敗投降。面對即將到來的政權清算，大希律展現了極其冷酷且大膽的政治決斷：

剷除內部的潛在傀儡人選：在啟程覲見屋大維之前，大希律下令處決了最後一位具有正統猶太哈斯蒙尼王室血統的前大祭司海卡努斯二世（Hyrcanus II），徹底斬斷了羅馬人試圖在猶太尋找其他具正統性代理人的可能性。
羅得島覲見的政治宣示：西元前三十年在羅得島謁見屋大維時，希律主動摘下王冠，坦承自己過去對安東尼的絕對忠誠，並大膽宣示：「我曾是安東尼最忠實的朋友，而現在，我也將以同樣的忠誠與決心，成為你最堅定的戰略夥伴。」
奧古斯都的法理認可：屋大維深知猶太行省作為防範帕提亞帝國前線的戰略緩衝價值，亦賞識大希律的軍事統御與鐵腕治理能力。他當場重賜希律王冠，確認其附庸王位，甚至擴大了其統治幅員，並授予其「羅馬之友與盟友」（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的最高政治頭銜^[88]。這使得大希律王的治權在帝國元首制確立後，獲得了長期的合法性保障。

希律王朝與羅馬地緣政治的互動本質

低成本的帝國代理人：作為羅馬帝國在東方行省實行「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典型媒介，大希律王的核心職責是為羅馬守衛邊疆防線、保障貿易路線安全、穩定徵收稅款，並以鐵腕壓制任何帶有反羅馬色彩的本土叛亂運動。
行省的希臘化與羅馬化擴張：為討好其帝國庇護人並彰顯自身的權力定位，大希律在境內大興土木，興建了宏偉的深水港口城市「凱撒利亞」（Caesarea Maritima，以此向奧古斯都致敬），引進羅馬式劇場、競技場，甚至在撒瑪利亞等非猶太人聚居區建立供奉奧古斯都的帝國神廟。
猶太本土社會的撕裂與仇恨：大希律王鮮明的親羅馬立場、對希臘羅馬多神教文化的大力推廣，以及為了支持這些奢華公共建設而向行省居民徵收的重稅，使其在保守派猶太人與底層小農中被視為出賣民族信仰的「羅馬傀儡」。這種深層的社會撕裂，為一世紀中葉爆發的猶太人大起義埋下了不可逆轉的導火線。

聖經敘事中的「希律家族」歷史定位

由於大希律王確立了希律家族對羅馬的絕對忠誠，羅馬中央在希律死後仍選擇將其王國分封給其後代，這解释了新約聖經敘事中為何會出現一整個「希律家族」：

大希律王（馬太福音第二章）：在耶穌誕生初期執政，因擔憂其附庸王權受挑戰，而下令屠殺伯利恆的嬰孩。其治權直接仰賴羅馬的武力支持。
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福音書中多次出現）：大希律之子，被羅馬任命為加利利與比利亞的分封王（Tetrarch）。他因處決施洗約翰而聞名，並在巡撫彼拉多審訊耶穌時，代行了地方分封王的司法權力。
希律·亞基帕一世（Herod Agrippa I，使徒行傳第十二章）：大希律之孫，與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私交甚篤。他曾短暫獲得羅馬特賜，重新統一了猶大王國版圖，為了穩定本地政治秩序而處決了使徒雅各並監禁彼得。